写在37年后的今天

今天是2026年6月5日，距离上世纪1989年6月4日已经过去37年了，在这37年里中国发生了巨变，由一个在1989年GDP只有人民币1.72万亿的贫穷虚弱的国家发展到了2025年GDP已经达到人民币140万亿元的强大的国家。回想起37年前的那场震惊中国甚至世界的学生运动还是让人感慨万分，心情复杂。1978年中国在经历了10年浩劫后开始改革开放，之所以要改革开放就是因为10年的浩劫已经使中国走到了崩溃的边缘，正如当初一些主张改革的领导人所说的那样，中国再不改革就要被开除球籍了。

但具体怎样改革大家心里都没有底也没有具体方法，世界上也没有任何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开放成功的范例，苏联是世界上最早成立的社会主义国家，但苏联已经变成修正主义，变成社会帝国主义了，而且与中国的关系变得异常紧张，我们再也不能从昔日的老大哥那里学习什么经验了，只能是按照邓公所说的那样，“摸着石头过河”。从1978年12月18日党的11届3中全会开始决定改革开放，到1989年也就走了11个年头。在这11年里，首先是人们破除传统的思想观念，不再以阶级斗争为纲，而以经济建设为纲，提高和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为主，这个大方向是正确的，但道路具体怎么走并没有一个能够让大家普遍认可的方法，所有人都在探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也是当年无奈的选择，事实上也不可能让所有人同时都富起来，这也是违反客观规律的，一时间八仙过海各显其能。

在改革开放初期的10年，一部分人的思想确实是与改革同步发展，但还有很多人的思想仍然停留在10年浩劫时期，他们怕改革，不愿意改革，因为改革开放会触动他们原来的那点利益，或触动他们的不愿变革的传统观念。一些愿意改革的人不知道怎样改革，一部分占有资源而又愿意改革的人就暂时走在了前面，当然改革开放时期走在前面的人或多或少就获得了收益，尤其是那些手里占有社会资源的人，可以说是近水楼台先得月，成了改革开放初期的最早一批获利者。而那些反对改革，不愿改革，或愿意改革但苦于没有社会资源的人，在改革开放初期没有获得实际利益的人就自然而然的对于改革开放初期的利益分配不公的现象有了看法，进而就反对改革开放，或反对改革初期的这种分配不公的现象。总而言之，改革开放初期10年积累的各类社会矛盾终于在1989年爆发出来了。

矛盾爆发始于北京的一些大学的学生的学潮，开始并没有引起高层的重视，慢慢这种学潮开始从校园走向天安门广场，他们的口号就是反对官倒，反对腐败，矛头直指那些高官子弟或那些掌握着权力部门的一些人利用手中权力在改革开放过程中谋取私利。

很多学生是出于一种所谓正义感，他们不愿看到改革开放所产生的大部分的利益却流向了少部分人的口袋，呼吁要惩治官倒。社会上一部分人也是出于关心国家的改革方向，痛斥那些利用改革开放，浑水摸鱼的人。但也有不少人是不愿改革开放，甚至反对改革开放，更有国外的一些NGO组织，利用这些学生的高涨情绪，想达到他们的不可告人的目的。更有一些社会闲杂人员，把他们自己对社会的不满，利用学生运动发泄到这场动乱之中，还有一些极个别的人，唯恐天下不乱，在其中煽风点火，这几种思潮汇聚在一起，就把原来学生的单纯的要惩治官倒的想法和运动给复杂化了。

原来那些学生的简单诉求被社会上以及国际上的复杂因素结合起来，把学潮一次又一次的推向高潮，把矛盾一次又一次的升级。学生本身已经驾驭不了他们自己首先发起的这场运动，学潮已经像一匹脱缰的野马朝着谁也无法控制的方向疯狂奔跑。另一方面当时的中央内部关于处理学潮意见的不一致，也导致最高决策层在最终决策时的矛盾重重和举棋不定。当时全国都在看北京，全国人民的思想都处在极不稳定状态，改革开放的进程如何，方向是否确定等等都处在一个极其不稳定，甚至危险的境地。

最高决策层最后关于部队平息的决定和接下来的行动也是无奈中的无奈，没有办法的办法，也是痛苦中的决策，虽然当时很多人都不能接受，但确实平定了当时的乱象，也许当时一些措施过于激烈，但结果被历史证实是正确的。现在回头来看，当时的改革开放的大方向绝对是正确的，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也是不可避免的，学生的诉求也是正确的，这里关键有几个重大问题在当时不太好处理：一个是政府没有及时处理或解决改革开放中出现的令大多数人反感的官倒腐败问题，政府开始没有特别重视这场学生运动而且也没有及时与学生有效对话，从而把问题在早期解决掉，另一个问题是中央内部有不同意见，而且这种不同意见被别有用心的人散布到社会上并被放大，这对中央统一部署去解决问题非常不利，再一个问题是社会上的一些原来就不稳定因素，他们利用学生运动，并且推波助澜，把原来单纯的运动升格成了几乎与政府对立的运动，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是早有国际上的一些NGO组织也是出于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直接利用学生参与到这场动乱之中。最后几乎无人能够控制这场学潮，部队平息就成了历史的必然，对于学生和政府，这都是一场悲剧，但也是最后无法避免的。

邓公主持的改革开放是历史的必然，也是中国发展必须经历的，所以尽管经历了8.9学潮，

改革开放的步伐仍然是不停的，现在回想起来，如果当年的学潮真得扩大了，使得改革开放停滞或改变方向，那对中国的损失可就太大了。当时学生们没有想到的是他们的初心已经被某些人或国外势力所利用了，当时部队平息是给社会带来了阵痛，但现在看来，这个阵痛虽然付出了巨大代价，但最后还是保证了改革开放的大方向，从这个角度讲，从唯物主义的辩证的角度讲，也不能完全否定当年的学潮，它也在某种程度上确实推动了中国的改革开放的进程，让政府看到了改革开放初期的矛盾和问题，这些问题和矛盾也在以后的过程中逐步得到解决，最终大多数中国人在改革开放中都能获得红利，大多数中国人还是逐渐富起来了。经过37年后再回头看，今天的中国无论在经济，科技，工业制造，教育及人民的生活水平及自然环境各方面都有质的飞跃。

如果当年没有有效控制那场学潮，任它无序发展，今天的中国会不会像当年的苏联今天的独联体一样分裂成那些西方民主人士希望的7个部分。这个危险是存在的，学生们当时的想法是简单的，有时甚至是幼稚的，学生们的情绪也非常容易被各种因素所影响，学生运动也非常容易被不怀好意或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我本人当时的思想和情绪在当年是完全站在学生们的立场上的，甚至也积极参加学生的一些活动，对当时的部队平息也是很难接受的。经过这么多年的反思，我最终深深的体会到，站在攸关中华民族命运的立场，站在中国人民未来希望的立场和对历史负责的立场，我们庆幸当时有邓公的坚决改革开放的决心与决策，更有在危机关头果断处理乱象的决心，再一次挽救了中国和中华民族，不然我们不可能有今天改革开放的举世瞩目的成果。部队的平息虽然有阵痛，有代价，就像分娩一样，有痛苦，有流血，但最终却迎来了新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