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曾在最高检有10年的工作经历，什么样的契机让您决定转换身份，成为一名律师？

在最高检工作生活的10年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十年，我对高检院有着深厚的感情，后来当律师是我原来没有想到的事。当律师也不是一下子心血来潮，实际上有一个漫长的心路历程，从一名检察官走向一名刑辩律师，现在看起来是很简单平常的事，但当时并不是一种容易的选择。通过对律师的逐渐了解、理解再到做出选择，是一段痛苦的过程。 当然，其中有很多事情起到了逐渐的影响和推动的作用，到美国进行考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1996年，司法部、中国法学会、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共选派九人赴美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司法考察，我有幸成为其中的一名成员。也是这一个月，使我对律师职业产生了深厚的兴趣。

我们九人先是在夏威夷集训了一个星期，考察了当地的大学、律师事务所和律师协会，与美国的诉讼大律师集会交流。随后分散住进九个著名的美国诉讼律师的家中，随同美国律师一起工作，一起生活。 

我来到了洛杉矶一名出庭大律师的家中，正好有一个起诉医生的案件开庭，他领着我观摩了美国大律师的庭审过程。在美国律师的陪同下，我先后拜访了检察官、联邦法官，旁听了最高法院联邦大法官审理案件，参加了律师之夜交流晚 会。每到一处，也向他们介绍中国的法律及司法状况。

一个多月的美国行程，给我感受最深的是，法官多数是从律师中挑选的。我曾经问一名美国大律师：“是愿意当律师还是愿意当法官？”他的回答是：“除非是做联邦大法官，否则，我还是愿意当律师。”这样的回答对我的触动很大。 

我第一次对律师这个群体进行了认真思考。在中国，律师与法官之间有着相当大的隔阂，法官可以当律师，但律师很难当法官，律师的作用没有得到社会的充分重视，律师执业的客观环境也不尽如人意，律师在法律人群体中的话语权不够，这种现象对于法律共同体来说，是一件很难理解的事。通过交流我同时也发现美国律师对中国了解甚少，我们应当加强对中国法治进步的宣传。

作为一名检察官，在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同时，内心不由产生了一种强烈的责任感，中国的法治之路任重而道远，需要我们贡献自己的力量，我也坚信中国律师会有很美好的未来。

回国后，我希望自己在未来能磨练成成为一个既有理论又有实践的大检察官，同时，也开始关注律师行业的发展动向，看到律师正在产生的积极影响也深受鼓舞，律师们充满激情的工作对我也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面对改革开放的快进发展，一颗年轻的心激荡起来，渴望能更加放开手脚大展身手，总觉得有一部分人有一些事可能更需要我，或许能在这些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于是便有了“下海”的念头，没有同父母、家人商量，就做出了人生中第二次大胆的选择。

1998年，按照司法部的规定，从事法律工作 8年的法学硕士可以特批为律师，当时已经是副处级检察官的我果断地向厅长递交了辞职报告，离开了最高检，走向律师这个群体，开始了富有挑战性的律师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