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从WTO法上挫败特朗普贸易战的战略思考
傅东辉律师这个命题可能会令人不以为然。 既然特朗普已经宣布要退出WTO，并且，特朗普已公然无视WTO规则而发起大规模的贸易战，我们还能凭借WTO法来挫败特朗普吗？ 换言之，如果WTO法完全不能约束住美国，那么，又怎能从WTO法上挫败特朗普呢？笔者正是从这看似不可能的角度，来研究特朗普贸易战的弱点和死角，寻求挫败特朗普的贸易战，逼其退兵，回到谈判桌上来，有效捍卫我国的核心利益，维护WTO框架下的现有国际贸易秩序，确保未来WTO改革方向符合绝大多数WTO成员意愿。
一． 特朗普贸易战的战略目标是什么？
特朗普贸易战以其规模性和坚决性在初期达到了战术目标，中国的回应是“震惊”。但是，随着中国对其贸易战的阻击，以及特朗普战略意图逐渐显露，其核心目标也就逐渐清晰，其弱点也一览无遗，这就给了我们挫败其贸易战的机会。
特朗普的战略表现出与奥巴马和希拉里的不同，在于后者是企图在WTO框架内，通过达成TPP和TTIP两大自贸区，掌握制定新规则的先机，迫使中国如同入世时那样，再次接受不平等条款，抑制中国的发展和超越。但特朗普则不同，特朗普是以贸易战的方式企图先摧毁WTO现有贸易秩序，逼迫中国以一对一的方式签订城下之盟，当世界老大逼迫老二签订了不平等条约以后，那么，特朗普就能重新逼迫整个WTO接受美国单方意志，使其臣服于美国意志重塑WTO，达到美国经济霸权的目的。因此，美国对于中国以301和232条款等措施采取的大规模加税，以出口管制和限制中国投资等各种办法，都只是为了实现上述战略目标采取的战术手段，我们不必过于在乎。特朗普的真正战略目标是阻止中国制造2025向高科技经济转型，抑制中国经济的发展和超越，逼迫全球服从美国优先的发展目标，保持美国的经济霸权。
经分析，笔者认为，特朗普敢于推行这个战略目标，实际是基于三个假设：
第一，作为第一贸易大国并且经济高度依赖出口的中国是不敢放弃WTO的，打碎WTO就是打碎了中国的基本生存条件。
第二，中美贸易逆差几千亿美元，无论如何，中国不敢真的与美国一对一对单挑，为了维持中国经济的稳定，避免陷入严重的金融危机，中国将不得不屈从特朗普的淫威，签订城下之盟。
第三，美国有足够强大的力量迫使西方盟国臣服美国，联合对中国施压。
因此，特朗普并非真的是想逆转全球化、放弃国际贸易、闭关锁国。这些只是特朗普企图误导对手战略判断的战术手段，当这种迷惑性的战略意图被对手发现只是基于美方一厢情愿的假设，特朗普的真正弱点就暴露无疑。因而，我们发现，特朗普的贸易战实际是可以被挫败的，除非上述假设成为现实。
二．支撑特朗普以贸易战压服中国的三个假设
第一假设，以美国退出WTO为要挟，绑架全球，威逼中国。
其实，特朗普政府根本不可能选择放弃WTO。作为一个成功商人，特朗普不可能不知道，作为世界第一经济体，退出WTO对于美国经济无异于自杀，这样的政策主张不可能在美国内部得到支持。经过数十年的全球化，世界经济如今已经高度链接一起，美国经济已被整合成国际产业链的一部分，逆全球化而行只能是一种战略讹诈。美国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作为全球化生产的价值链一部分，无法退回到闭关锁国的老路，美国只有一条路可走，这就是继续推进全球化和国际贸易，只不过特朗普是想基于美国利益推进全球化、推进国际贸易，他想要的是有利于美国的全球化，有利于美国的自由贸易。 特朗普反对现行国际贸易规则及在此规则下的全球化，因为他认为在目前的国际贸易格局下美国吃亏了，因此他试图改变贸易规则让美国占上便宜。他希望在新的贸易规则下，美国能继续保持绝对的经济竞争优势，能重新成为传统制造业大国赢回更多的就业机会，能迅速缩小货物贸易赤字。那么，既然特朗普去全球化是假，推行美式全球化是真，既然美国威胁退出WTO是假，由美国来控制WTO是真，那么，只要我们坚持WTO不动摇，就能彻底挫败特朗普的贸易战和其战略讹诈。
第二假设，只要压力足够大就能把中国压服。
为此，特朗普已经依据301条款对中国500亿美元出口产品加征关税（对其中340亿美元产品从7月6日和对160亿从8月23日分别加征25%关税），特朗普也已对中国的反制做出了反应，并要对中国2000亿美元甚至50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加征关税，特朗普的假设就是：只要压力足够大就能一对一把中国压服。然而，特朗普的假设并没有成为现实。虽然中国经济面临困难，但中国并没有臣服之意。中国坚持选择性的反制，使特朗普贸易战这柄双刃剑正回刺美国经济自身的要害，使特朗普在世界面前丢了脸。特朗普只是以中美贸易逆差的绝对数字作为其战略假设的基础，但是，却忽略了中国经济和中国人民的韧性，忽略了经过百年战乱屈辱的中国对捍卫国家经济主权和核心利益的坚强决心，中国毫不退让，使特朗普第二假设成了泡影， 除非中国经济出现崩溃，或者美国经济能够支持长期的贸易战，但这实际并无可能。贸易战必然是双输，世界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若长期在一个没有贸易秩序的环境下生存，这种假设没有任何可能性。
第三假设，特朗普认为美国能够轻易联合西方盟国对华施压逼华就范，实际也是一种错误的假设。首先，美国以摧毁WTO来要挟西方盟国联合反华，是下错了药。虽然，欧盟和西方其他发达国家对中国的发展和超越抱有抵触，但仍然视这为WTO法律框架内的矛盾，并不接受美国一定与中国势不两立的立场，因为中国市场的巨大潜力是西方其他发达国家未来发展的前提。其次，虽然欧委会主席容克和特朗普达成了美欧“三零”协议，却立刻遭到法国总统马克龙的否定，表明美欧“三零”协议又是特朗普的一张纸糊王牌。再次，即使西方发达国家真的都与美国达成了自贸协定，只要WTO仍然存在，美国就无法将其他发达国家变成铁板一块，也使得美国能否通过与其他发达国家的自贸协定实现美国优先具有不确定性。或者如果简单回到奥巴马和希拉里支持的TTIP和TPP模式，就犯了特朗普的冲。而且，既然中国能够与美国一对一抗衡，就不怕对付美国的合纵，中国既然正在经过特朗普贸易战的洗礼，就没有理由会屈服于文邹邹美欧“三零”协议。
由此，我们从支撑特朗普贸易战的三个假设中看到了特朗普战略目标的致命弱点，即特朗普贸易战的主要作用就是恐吓和威慑，据此，我们就能找到挫败特朗普贸易战的利器。
三．挫败特朗普贸易战的利器 – 准备一个美国缺位的WTO
要反制不按常理出牌的特朗普，最有效的方法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中国已经针锋相对宣布对美国进口产品加征关税，中国也通过进一步开放市场团结更多国家反对美国贸易战，这些措施作用的显现尚待时日。然而，反制美国最有效的武器，莫过于接过特朗普扬言退出WTO的口号，同意美国退出WTO。既然特朗普并不敢真的退出WTO，却又扬言退出WTO，[1]并以此拒绝WTO规则的约束，那么，只有同意特朗普退出WTO，才有可能逼迫其放弃贸易战，最终令其回到WTO贸易秩序中来。这一高招，是WTO前总干事长拉米在今年2月19日参加联合国贸发组织UNCTAD主办的题为“危机中的贸易：逆风还是大漩涡”的会议上提出来的。拉米表示，世贸组织成员国需为未来做好准备，美国可能退出WTO，不再成为WTO俱乐部的一员。美国通过阻止任命WTO上诉机构新法官，破坏WTO争端解决机制，使WTO陷入危机，就像美国现在试图就与中国的贸易分歧所采取的行动一样。
其实，在2018年G7会议期间，美国拒绝签署G7会议宣言，马克龙在6月7日推特上表示了同样的想法，“美国总统可能不担心被孤立，不过我们也不担心需要时签署一个6国协议。因为6国代表了其价值，代表了具有历史之重的经济市场，并已成为真正的国际力量”。
遗憾的是，拉米的提议仍和者寥寥。究其原因可能有二：
第一，没有人相信一个没有美国的WTO还能继续生存。
第二，如果美国赖在WTO不走，却继续阻扰上诉机构成员遴选，或许谁也没有能力劝退美国。
这看似“两个天大”的难题，答案实际已被拉米一语道破。拉米深谙WTO规则又几乎看透了美国的本质。拉米的提议在政治上充满智慧，在法律上切中害. 虽然这只是拉米个人提议，鉴于他曾任欧委会贸易委员，WTO总干事长，又曾长期任法国内阁成员助手，他的提议具有浓重的欧洲政治色彩，为破解上述 “两个天大”难题指点了迷津。
1. 没有美国的WTO能够继续生存吗？
据报道，特朗普曾“100次”威胁要退出WTO，后来又予否认。然而，特朗普确实在总统竞选期间电视媒体采访中公开指称WTO是“灾难”，认为这个美国参与创建的全球贸易组织对美国“不公平”。而事实上，无视美国的国际义务，擅自退出国际组织已成为特朗普的特有作风.
例如，特朗普一上任就退出了奥巴马苦心经营多年的TPP，中止了TTIP的谈判。接着，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定》。美加墨协议重开谈判，再接着，美国又退出伊核协议。最后，美国甚至退出了联合国国际人权理事会。8月30日，特朗普在白宫接受彭博社采访时公开威胁要退出WTO，特朗普表示，如果WTO没有改进，不能更好地对待美国，美国将退出该组织。[2] 正因如此，美国挑起对华和对其他国家全面贸易战，就是为砸烂WTO绑架全球，以退出WTO威胁全球，严重破坏了国际经济贸易秩序。因此，拉米提议，应该为美国退出WTO做好准备。
对此，美国则发出进一步威胁：如果美国退出WTO，全球贸易秩序恐怕会陷入一片混乱。笔者认为，美国作为第一大经济体退出WTO，确实可能给现有全球贸易秩序带来混乱，但是，如果让美国退出而使WTO重新肩负起维护美国缺位的全球贸易秩序的职责，总比美国赖在WTO却使其瘫痪要好。
美国退出WTO一定会使全球贸易秩序混乱吗？其实并非必然。一个没有美国的WTO并不等于一个没有美国的世界。中国入世15年来，我们已经熟悉处理多边关系和诸边关系，但即使在WTO运行最顺畅的时期，我们也必须依靠双边关系解决很多问题，我们与美国有中美经济战略对话，我们与欧盟有中欧经贸峰会等，都是在多边解决力不从心的情况下，需要通过双边来促进和改善多边框架中的双边关系。因此，即使美国退出WTO，美国与WTO各成员之间仍然会签订双边贸易协定，对于WTO成员就是在WTO之外增加与美国的双边经贸关系，这有点象中国入世前与GATT各成员的关系一样。也可以象瑞士与欧盟关系那样，瑞士虽然不是欧盟成员，却与欧盟签订了上百个单项贸易协定，用以涵盖欧盟成员之间的各项权利义务关系，因而成为欧盟编外成员，承担的是对欧盟的双边义务，而非欧盟成员的义务。因此，中国和WTO其他成员应该逼美选择，要么退出WTO，要么遵守WTO义务停止贸易战，回到WTO规则框架中。
如果这样，美国就会极其被动，这是因为我们已经很清楚知道，美国退出WTO只是特朗普使用的一种非常手段，作为高度依赖全球经济发展的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美国真要退出WTO就等于将自己边缘化了，虽然美国可以通过一对一谈判获得美国优先的双边关系，但这也等于给了WTO所有成员联合对付美国的机会，美国就绝不会选择退出WTO。正因如此，只要美国拒绝退出WTO，那么，美国就无法拒绝遵守WTO规则，就不能阻扰WTO上诉机构成员的产生。
对于中国来说，如果美国退出WTO，这对中国可能是个极好机会，能够促进中国与WTO其他成员的团结和联手，彻底挫败美国的贸易战。中国已经在多边框架中独立顶住了美国的贸易战，当美国退出WTO自我孤立时，中国就会更容易地与全世界一起顶住美国贸易战。
2. 美国赖在WTO不走却继续阻挠上诉法官遴选怎么办？
现在的问题是，美国既不退出WTO，又继续阻扰WTO上诉机构成员遴选，这该怎么办呢？WTO前总干事长拉米实际已经指出了可行的方案。[3] 拉米表示，美国现阶段的战术可能会导致出现三个结果中的一个。第一种可能，最温和的结果是改革世贸组织的判例法，以解决华盛顿的担忧。中间道路是回到贸易纪律较弱和执法力度较小的WTO之前的时代，即GATT时代。第三种可能是拉米将之称为“寂寞的牛仔”，即要么美国退出，要么为了抵制美国的攻势，其他成员建立一个没有美国的WTO。
拉米提出的第一种可能，正是美国通过绑架上诉机构企图达到的目的，使WTO向美国优先的方向变革，如果WTO要靠绑架来实现变革，并且只能“美国优先”， 恐怕WTO该走到尽头了。这是大多数WTO成员不会接受的。尽管欧盟表现出一时的动摇，容克匆忙与美国签订了“三零”协议作为城下之盟，但欧盟的根本利益，尤其是德法利益（德国汽车和法国农业）不会最终苟同美国的意愿。第二种可能的中间道路，即倒退到WTO成立之前多边纪律较弱的时代，这种可能性不大，是因为全球化的发展已经无法使时光倒流回去. 第三种可能性，按照拉米的考虑，如果美国不退出，那么其他WTO成员应成立一个没有美国的WTO，这实际是最好的选择。这样有可能把美国逼回WTO，放弃对上诉机构成员遴选的阻扰。否则，如果其他WTO成员成立一个没有美国的WTO，那么，美国就被边缘化了，美国的贸易战就难以为继，不攻自破了。拉米的提议一箭中的，可以说是挫败特朗普贸易战的杀手锏。关键是如何推动和实现第三种可能性。
四． 如何实现没有美国的WTO或逼美回归WTO？
美国之所以完全无视WTO法的义务，肆无忌惮发动单边贸易战，是因为美国利用WTO决策机制协商一致的原则以及对DSU修改须协商一致的原则，以一票否决来干预和阻挠WTO上诉机构新成员的遴选，导致WTO争端机制因上诉法官缺位而限于半瘫痪，明年当上诉机构大法官就剩下一人时将全面瘫痪，致使WTO有法不能依，在美国挑起贸易战严重威胁国际贸易秩序的关键时刻完全失去了危机管控能力。
那么，WTO是否仍有自救的能力呢？根据《马拉喀什建立WTO协定》第10条规定，对于除DSU之外的GATT等一系列多边贸易协定的修改，除了少数大原则外（如最惠国条款，国民待遇等），其他都是可以WTO成员三分之二多数通过的，但由三分之二多数接受的修改条款只适用于三分之二接受该修改条款的成员。因此，为了避免全球贸易战，尽可能维持现有国际贸易秩序，避免引起全球性经济震荡或出现大萧条，我们可以根据拉米先生的提议，在《马拉喀什建立WTO协定》第8条WTO地位中增加一个第6款作为修正条款，对WTO上诉机构成员遴选的多数表决制做出特别规定。这样，按照《马拉喀什建立WTO协定》第10条第1、3款，只要在WTO的164成员中争取到109票三分之二的支持，就能有效重建WTO上诉机构。如果这样，美国就会受到极大政治压力，或者按照《马拉喀什建立WTO协定》第10条第3款不得不退出WTO，或者虽经部长会议同意保留WTO成员资格，但凡涉美争端都不再受WTO上诉机构管辖，这与美国退出WTO也就是一步之差了。在此情况下，对于接受了上诉机构成员遴选修正条款的WTO成员，他们之间的贸易争端将受WTO上诉机构管辖和保护，但如果发生与美国的争议，则由双边解决。也许有些WTO成员会不愿意，担心得罪美国，或者一对一斗不过美国。然而，在WTO上诉机构目前半瘫痪的情况下，任何WTO成员与其他成员发生任何争议，包括与美国争议在内，都无法受到WTO法的保护。而绝大多数WTO成员，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包括对WTO发展意见相左的成员都是希望至少维护现有国际贸易秩序的。因此，只要三分之二WTO成员接受了上诉机构成员遴选修正条款，美国就会限于完全的战略被动，也就有了逼美回归WTO的可能（回归WTO指遵守和服从WTO），即使特朗普坚持不愿意，美国是可以换总统的。而只要现有WTO国际贸易秩序得以维持，美国贸易战在WTO多边框架内是一天也无法继续的。失去多边支持的美国贸易战必将很快走入死胡同。
反之，如果WTO的146成员中有三分之一以上暂时不接受对上诉法官遴选修正条款，担心美国的报复和冷落，选择明哲保身，使上诉法官遴选修正条款一时无法立刻通过，其实这也将对美国构成极大的政治压力，将使其分心应战，无法集中对付中国，迫使特朗普走向战略防御，一旦特朗普走向防御，那么，特朗普的贸易战就走到了尽头。无论美国是回归WTO重新遵守WTO国际义务，还是最终选择退出WTO，美国在全球经济霸主的地位将从根本上动摇了。
美国也可以选择继续留在WTO，但不签署上诉法官遴选修正条款。这就意味着美国表面上仍然是WTO所有协议的成员，但是不承担任何义务，其权利也无法得到WTO法的保障，使WTO转变成由两种成员构成，形成“双速”WTO。这有一点象在欧盟成员中又分出欧元区成员和非欧元区成员，以及欧盟的申根协议成员和非申根协议成员，这也应该是拉米先生提出没有美国的WTO构想的基础，即形成一个服从上诉机构裁定的WTO和一个不服从上诉机构裁定的WTO。当服从上诉机构裁定的WTO不断发展壮大，一体化进程不断推进，使不服从上诉机构的WTO不断萎缩，则必将加速美国全球经济霸主地位的陨落。
五．对特朗普的停战协定要未雨绸缪
如果能够把美国逼回WTO，特朗普的停战令会下得快一点；即使美国赖在WTO却又继续阻挠上诉大法官的遴选，特朗普贸易战也难以持续，因为中国已经与美国一对一过了招，美国捞不到什么好处，这种必然导致两败俱伤的贸易战，是特朗普难以为继的。因此，特朗普的停战令是早晚的事。中国越是能扛，特朗普的停战令就越快。这已经是可以看得见的。问题是，即使美国被迫回归WTO，即使WTO争端机制恢复正常运行，即使美国在WTO争端一败涂地，特朗普凭借着美国经济实力的强大并借口对华贸易逆差巨大，仍会坚持要求与中国签订某种双边“停战协定”，或由中国做出某种承诺，这种双边的博弈从中国加入WTO之后实际上从未停息，原因就是在弱肉强食的世界上，多边条约或国际法只能在一定范围内起到平衡和制约作用，却无法替代国与国之间的双边博弈。换言之，无论美中贸易战打到什么程度，无论美中贸易战持续多久，最后签署“停战协定”是必然的结局，关键是“停战协议”如何签？
特朗普贸易战的目的就是要阻止中国的崛起，但在其核心目标无法实现的情况下，会退而求其次，可能要求中国做出某种局部性承诺。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准备与特朗普谈判呢？
我认为应坚持四项原则：
第一，坚持在WTO框架内谈判，坚持WTO最惠国待遇和非歧视性等基本原则，美国必须放弃贸易战，除非美国退出WTO。
第二，中国的核心利益必须捍卫，绝不放弃中国制造2025，决不放弃反倾销替代价的日落（替代价日落可以不列入谈判内容，因为不在贸易战的范围内）。
第三，采取积极措施，逐步扩大从美国进口，逐步减少贸易逆差（可以创设解决双边贸易逆差的具体规则，为今后WTO协议纳入解决贸易逆差条款形成基础），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甚至可以放弃发展中国家普惠制待遇。
第四，不把改变对方经济结构作为谈判目标。WTO的目标是实现自由贸易，但是，并没有统一或限定各国市场经济的结构。如果一定要完全禁止国家干预，那么，美国禁止高科技产品对华出口不是国家干预吗？美国以国家大量向美国企业采购军火或军用品不是国家干预吗？美国政府大量印制美元干预全球经济不应被禁止？因此，美国以改变中国经济结构或取消国有企业为目标进行谈判，是不能被接受的。中国应公开我们的谈判原则和底线，才能使美国被动和动摇，才能使我们争取谈判的主动权。
按照四项原则开展中美谈判，中方一定的让步是必要的，这可能会放缓中国经济的发展，但必须维护中国的国格，降低出口依存度的风险，确保中国经济的独立发展和安全。事实上，中国再也不能象以前那样，先把自己养肥了，然后再供人宰杀。
中美停战协议具有重大意义， 因为老大老二的停战协议，我们不能将其简单视为某个局部战役的双方妥协，相反，这有可能成为未来WTO改革的基础，
六． 从美国贸易战反省对未来WTO的改革
美国贸易战对中国最大的得益就是如同敲响警钟，使许多正忙着发财的国人突然惊醒，也把那些为WTO放声赞美的讴歌顷刻淹没。实际上，早在2009年，被誉为WTO之父的约翰.杰克逊教授在访华答媒体问时就已放言：“多哈回合已经死亡”，那时中国谁也没有在意。直到特朗普上台向全球发起贸易战，威胁要把美国自己主导创建的WTO体制彻底砸烂，才使人如梦初醒，却又一头雾水。这是因为人们已习惯于做WTO的小学生，满足于把西方WTO规则翻译过来，奉若神明，却没有意识到WTO规则在美国眼里就是烧火棍，想用就用，想扔就扔。中国入世谈判用了15年，应该是WTO谈判老手，但是，在中国入世后的多哈回合谈判上，中国声音却很小，其实是因为我们不知道要谈什么，要争取什么，要捍卫什么。直到特朗普要像倒垃圾一样欲废弃WTO，才促使我们有了深刻反思。
特朗普的贸易战，绝不是一次简单的破坏，相反，这是对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的挑战，对WTO法理的挑战，也是对全球化发展方向的挑战，而这在很大程度上获得了许多美国民众的支持。如果作为第二大经济体的新兴崛起大国不能在WTO相关问题上亮出能够代表时代的观点，展示令人信服的新理念，提出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案，那么，抵御美国贸易战就会遇到瓶颈。那么，当美国正以自由贸易理论的致命缺陷发起贸易战企图扭转WTO自由贸易的方向，改为以公平贸易来维护美国优先的世界贸易发展方向时，什么是中国的正确对策呢？如果中国仍然守着美国曾经倡导的自由贸易理论来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又如何能够达到我们的目的？ 又如何能够实现习主席提出的命运共同体的战略目标呢？
特朗普的贸易战迟早是要停战的，但经过特朗普对现有国际贸易秩序的破坏，停战后的国际贸易秩序显然已经无法回到原地，因此，在尽力维护现有国际贸易秩序的前提下，我们应刻不容缓把未来WTO的改革提上议事日程，把挑战变成机会，接过特朗普改革WTO的口号，提出中国对未来WTO改革的方案。
1. 如何在WTO框架下调整自由贸易与公平贸易的关系
什么是WTO自由贸易？为什么一个崇尚自由贸易的国际组织，却要靠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等贸易保护规则来维系？中国经过马拉松式的入世谈判为的是能获得国际自由贸易的平等权利，为什么得到的却是适用自由贸易规则的例外？这种反逻辑的现象在中国入世以后相当长时间内，引起国人的苦苦思索。
自由贸易曾经是西方欧美国家推崇的游戏，凭着其在经济实力上的强势和制定游戏规则上的优势，保证了能长期在国际分工中独享其成，成为单方面的赢家，实现发达经济体与落后经济体之间的贸易自由化。然而，曾几何时，由于中国接受并加入了世界贸易的潮流，由于发展中国家整体竞争力的提升，使昔日的自由贸易倡导者感到了自由贸易的威胁并产生了恐惧，导致西方国家内部发出了一次又一次反对自由贸易的呼声，直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公然发动贸易战，把“经济侵略”的帽子反扣在中国头上，揭示了自由贸易本身具有双刃性。其实，中国在入世之初曾把自由贸易视为“与狼共舞”，而今却成了自由贸易的旗手，矛盾的对立统一规律，使对立的双反向各自的相反方向转化，正是WTO成立至今正在发生的变化。
这显然表明二十多年前在各种国际经济力量妥协基础上达成的WTO协议，已难以反映当今各种国际经济力量对比的现实，其中的根本性变化就是美国的相对衰弱和中国作为第二大经济体的崛起。然而，若以为可以由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简单接过过去发达国家自由贸易的口号去推动发达国家实现贸易自由化，就过于天真了。而比较实际可行的办法，不如在逼迫美国回归WTO的前提下，接过美国的口号，同意在对未来WTO的改革中，调整自由贸易与公平贸易的关系，推动国际贸易从自由向公平转型。
事实上，中国的崛起是走和平发展道路，作为一个曾被侵略和掠夺长达一百多年的最大发展中国家，在当时加入WTO全盘接受WTO自由贸易的原教旨时，实际是出于很大的无奈和被迫，中国承受了可能被自由贸易摧毁的巨大风险。当年中美达成中国入世协议时，美国总统克林顿曾向美国农民宣告，他已经为美国农民的孙字辈找好了工作。中国没有被自由贸易摧毁，这是一个奇迹，这不是发达国家把强力推行自由贸易的初衷。但不少中国人恰恰忘记了这一点，简单地接过强盛时期美国的自由贸易口号去推动正衰败的美国实现贸易自由化，这显然会南辕北辙。中国鉴于其国际义务，中国应维护现有国际贸易秩序，尽管自由贸易具有致命的缺陷。但是，作为一个据其中的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应提出新的口号。中国在胡锦涛时代提出的构建和谐世界和习近平新时代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都体现了对传统自由贸易理念的超越，最近中非合作论坛上阐述的中国对非洲经贸政策是这种新理念的进一步推进。因此，美国贸易战恰恰给中国提供了契机，可以把中国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与美国公平贸易的主张相结合，为未来WTO改革奠定理论基础，调整自由贸易和公平贸易的关系，这也许能迫使特朗普退兵而达成双方共识，达到斗而不破，形成命运共同体的目的。而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之间达成的共识，也必将是未来WTO的共识。
总之，单纯追求自由贸易不应是中国的国策。历史上推行自由贸易的英国和美国都是军事霸权国家，没有军事霸权而单纯追求出口，是一种高风险的贸易方式，也是一种自杀性的贸易方式，对此，特朗普的贸易战敲响了警钟。
2. 如何坚持WTO的基本原则又寻求解决贸易逆差的方案
特朗普对华贸易战，援用美国国内法《1988年综合贸易与竞争法》301条款，借口中国进口产品违反知识产权进行不公平贸易，对中国500亿美元和2000亿美元进口产品以分别加征关税进行单边制裁，还援用1962年《贸易扩展法》232条款，借口中国进口钢铝产品威胁美国国家安全，以加征关税采取单边保护。实际上，特朗普发动贸易战在美国国内用来蛊惑人心的，是美国对华贸易遭受巨额逆差，按照特朗普的说法就是，美国按照WTO规则在与中国贸易中吃了大亏，制造业大量流失，因此，必须以加征关税弥补损失。然而，WTO协定和GATT并没有对贸易逆差制定任何规则，换言之，根据现有WTO规则，贸易逆差是自由贸易的正常结果之一，不在贸易救济范围之内，除非大量进口造成进口国相同产品产业的严重损害，对此可以实施传统的两反一保中的保障措施。但保障措施必须证明相同产品生产产业受到严重损害，才能够采取提高关税或限制进口的措施，但保障措施采取的严厉程度和范围是受到严格管控的，并且措施还必须逐年递减。正因如此，特朗普最终抛开WTO规则和义务，寻求单边贸易战，不顾国际义务以一对一的方式企图把中国彻底压跨，以实现其真正的目的，即阻止中国的崛起和超美，阻挠中国制造2025。
但是，既然美国把贸易逆差问题认定为不公平贸易，提到了以贸易战报复的高度，这是值得中国深思的。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是出口导向型经济，也就是说以出口为主，内销为辅，其结果必然是贸易顺差。但是，当中国已经成为第二大经济体时，如果仍然坚持出口导向型经济，中国经济对出口依存度太高，对中国经济带来的政治和经济风险都会很高，这次特朗普的贸易战使我们对此有了深刻教训。我在9月7日京津冀国际贸易洽谈会上向一位韩国演讲嘉宾提问，请她从韩国经济特点出发谈谈对贸易逆差的想法，这位大韩贸易投资振兴社次长金伦希女士认为中国出口导向型经济已经进入转型期，但她认为韩国的贸易顺差是令人担忧的。既然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美国已经不堪贸易逆差的重负，并凭借其全球经济和军事霸主地位实施贸易制裁和报复，那么，中国不如主动把解决严重贸易逆差问题列入未来WTO贸易救济的范畴，与美方协商出一个框架性解决方案，并设想一些具体标准和规则，例如，对贸易逆差造成的原因分析，自我限制出口是否应从贸易逆差额中扣除（禁止高科技产品出口），贸易逆差量的确定标准，武器出口顺差能否抵消民用货物贸易逆差，加工品出口价值能否扣减进口原材料或部件的价值等。如果各出口国都注重并认真把贸易顺差控制在一定比例内，那么，这会有利于构建和谐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存在就有了依托，也会提醒各国避免盲目发展出口，避免造成全球性产能过剩。
3. WTO决策权的改革和建立WTO常任理事会的设想
多哈回合谈判从2001年启动，历经两届总干事长拉米先生和阿泽维多先生，但终于以失败而告终。这不能不在很大程度上归咎于WTO决策机制的严重缺陷，也就是对一揽子协议以全体一致投票通过的方式。而多哈回合谈判历经若干年，最终因美国和印度在农产品问题上互不相让而导致整个多哈回合一揽子协议无法通过，使多哈回合谈判半途夭折。WTO这种一票否决的极端民主决策机制，正是美国为了能够轻易控制和操纵WTO在其创立时设定的决策机制。 根据这种决策机制，WTO不设常任理事会，决策权力归于全体部长会议。因此，虽然WTO的建立比联合国晚了半个世纪，但是在决策机制上却远远落后于联合国，这毫无疑问是美国为WTO埋下的一颗定时炸弹，当WTO的决策一旦不利时可随时引爆。对于多哈回合谈判的失败和当前美国通过阻止上诉机构大法官遴选而得以发动贸易战，WTO竟然无能为力。可见，未来WTO决策机制的改革应列入第一。WTO必须设立常设机构，以多数表决机制取代全体一致表决制。从目前看，除美国之外，尽管WTO存在天生的缺陷或后天的毛病，由于WTO建立以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WTO发展中的互动和平衡作用，绝大多数成员对WTO的总体良性发展是认可的，是不同意美国对WTO的肆意破坏的。但是，WTO本身对此却无能为力，因此，为了WTO得以自救和存续，WTO决策机制必须改革，并建立WTO常任理事会，只有这样，WTO才可能在不受个别国家操纵的情况下续存，才不致因个别成员故意使绊而遭破坏。
4. 有条件的适度反制与维护WTO贸易秩序的辩证关系
WTO作为一个国际贸易组织，没有强制性执法机构，但是，对于WTO专家组和上诉机构争端裁定，如果败诉方拒绝接受并执行，胜诉方被允许可以给与同等程度的报复。WTO成立自今二十多年的实践证明，WTO争端机制是WTO成功发展的最重要支柱之一。也正因如此，特朗普欲对WTO破坏，先从阻止WTO上诉机构大法官遴选下手身。特朗普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发动全球贸易战，也正是依仗WTO争端机制因大法官遴选受阻而限于半瘫痪，否则，一个崇尚法制的美国在内政外交上将处于极度矛盾和冲突之中。 对于特朗普这种先缴了WTO的枪，再向WTO成员开战的做法，WTO各成员的第一反映就是以相应的或不同程度的反制进行自卫，这包括印度宣布对美国的反制措施。然而，美国竟然反过来指责WTO其他成员对其反制措施违反WTO规则，理由是WTO其他成员的反制措施未经WTO授权。对此，关于未来WTO争端机制的改革已经涉及一个重要课题：WTO各成员对于发动贸易战的一方采取反制措施是否具有合法性？从美国这次贸易战的启示表明，当WTO争端机制已经处于半瘫痪的紧急情况下，如果WTO各受害国采取对等的报复措施，这可能是制止贸易战的唯一手段，那么，这样的反制措施应该可以得到WTO的临时允许。多边框架下争端的双边解决，是美国贸易战提出的重大问题，也是未来WTO改革必须涉足的重大课题。
5. 多重WTO构架的可能和构想
由于美国贸易战对WTO贸易秩序的严重威胁，对于一个没有美国的WTO考虑已经提上议事日程。鉴于WTO目前决策程序的限制，在美国拒绝退出WTO的情况下，可以考虑多重架构的WTO。目前，在WTO框架下，既有多边协议，也有诸边协议，还有自贸协议等。因此，正如前文已经论述的，如果美国拒绝退出WTO，同时继续阻挠WTO上诉机构大法官的遴选，那么，WTO其他成员可以以三分之二多数票通过对WTO协议某些条款的修改，增加对上诉机构大法官的遴选条款，如同在多哈回合谈判总体夭折的情况下，WTO仍然通过了贸易便利化协议。[4]但是，上诉机构大法官遴选条款可以规定只适用于同意签署的WTO成员，这样，就可能使美国形式上留在WTO，而实质上则不受WTO争端机制的保护，这样形成多重架构的WTO。这种体制的有利之处在于它的开放性，只要美国愿意回归WTO，大门仍然敞开。美国为了避免最终被边缘化，就会增加回归WTO的可能性。
欧盟的经验给未来多重构架的WTO提供了重要参考，这就是“双速”欧洲的说法。在欧盟28个成员中，存在着多重架构的欧盟，其中存在着部分欧元区成员和部分申根区成员。多重架构的欧盟实际上还包括第29个“成员”瑞士，瑞士是非欧盟的欧盟成员，通过与欧盟签订了100多个条约，使瑞士在权利与义务上与其他欧盟成员基本一致，只是没有投票权。因此，在复杂的国际形势下，WTO应从实际出发，考虑各种可能，保证其稳定和持续的发展，使其更具包容性，又具权威性。
6. 彻底废除歧视性的反倾销替代价条款
WTO的基石是最惠国条款和非歧视性原则， 相反，反倾销替代价条款是WTO诸多协议中的典型例外条款，这种例外是以对中国的歧视为前提，因此，从本质上是与WTO基本原则格格不入的，只能作为一种临时性和过渡性的例外。既然15年的过渡期早就到期，那么反倾销替代价条款就应该坚决日落。因此，在废除反倾销替代价的问题上，没有谈判的可能和余地。这是中国的核心利益，是中国百年崛起的见证，也是中国维护WTO体制的努力。不以反倾销替代价条款做交换，应该是中国WTO政策的基石，也是中国为维护WTO体制应尽的义务。至于涉及美欧等提出的所谓“市场扭曲”等一系列问题，不应该与反倾销替代价条款挂钩，但是可以在未来WTO改革中去解决，而不应该影响到WTO法的有效性和执行性，也不应违反最惠国条款和无歧视性原则。
七． 结论
2018年9月13日，美方再次主动邀请中方进行新一轮经贸问题磋商，《华尔街提报》解释，这是为了在美国宣布对中国2000亿美元进口产品征收新关税之前，“再给北京一次机会”。 实际上，全球现在都已明白，由于中国的顽强抵制和美国国内上下反对，特朗普的贸易战已是骑虎难下，从战略上，特朗普的贸易战，很像二战时期德国的闪电战，一旦失去攻势或被迫局部退却，那么，特朗普的全面失败就会接踵而至。
特朗普仗着不懂法律而把国际法和WTO法踩在脚下，以此企图破坏原有国际贸易秩序，重新建立一个美国优先的新贸易秩序。但是，特朗普忽略的是当全球第一经济和军事霸主公然撕毁国际条约，践踏世贸法律，背信弃义，道德丧尽，那么，特朗普实际是在葬送二战以来美国的国际领导地位，加速美国不可修复的衰败。相反，中国如果能够借此机会，联合欧盟等WTO多数成员，将美国逐出WTO，或者逼美回归WTO，那么，美国贸易战实际上就是在帮助中国以新的WTO法来建立一个新的国际贸易秩序。
当然，即使美国退出WTO，美国仍然是第一大经济体，但它已无法独立领导全球，因此，中国和WTO将面临如何与美国实现双边相处，在双边或诸边基础上去实现命运共同体，如果美国被迫回归WTO，那么，虽然WTO法律照旧，实际必然是特朗普承认贸易战的失败，从而被迫接受与中国等其他WTO成员平等的国际地位，从而在新型和平等的国际关系中接受命运共同体。这就是如何从WTO法上挫败特朗普贸易战的战略思考。
20180915
[1] 环球时报2018年9月1日第1页：《美国公开威胁退出WTO》
[2] 环球时报2018年9月1日第1页：《美国公开威胁退出WTO》
[3] 路透社2018.02.19报道。
[4] 新华社日内瓦2017年2月22日电讯稿。
